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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宫娘娘2（第6页）

那已经是公元一九四八年了。振华厂不死不活地撑着，再也“振”不到抗战前的那种局面。原料的来路和销售的出路都不畅通，振华像个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穷汉子，只是勉强吊住一口气。那弹毛机一个月里响不了十天，其余时间都空关着。物价飞涨，金圆券比草纸还不值钱，而我爸却要养活苏沪两地老小，愈来愈感到吃力。四八年的春天，我二姨却又老树开花，生下了我小弟和我小妹一对双胞胎。好像是上苍对我爸这种来往两地的“两全之计”存心要作出惩罚，也或许是我二姨曾抽过鸦片烟中毒过深，我这一对小弟小妹竟都有点智力不全：胃口奇大，四肢发达，硕大的头颅上两眼却总是木瞪瞪的。在那种需要“轧户口米”的年月里一下子添两张嘴巴，那简直是在我爸的肩头又压了两座山头，我爸很有点不支了。不到四十岁的他，鬓角出现了白发。

深秋的一个深夜，我大姐突然敲开了文家大院的大门。沈妈去开的门，看见大姐身后还站着一个男人。

我大姐很开门见山地对我爸介绍说，这位是我老师，姓周，遇到点麻烦了，想在振华厂里躲一躲。

我爸何等聪明，马上领悟了这麻烦的性质。北边的共产党一步步地打过来，苏沪一带的国民党打不过北面的兵就发了狂劲抓南边的民，已经有许多人进了监狱吃了子弹了。我爸审时度势知道当局气数已尽，慨然应允。更何况我爸一眼就看出，这姓周的老师，似乎还有可能是咱宣家门的女婿。

堆满了灰蓬蓬脏兮兮的羊毛和毛线的振华厂，遮蔽个把人还不容易！我爸是全福路上的老住户了，典型的不涉政的商人，保长甲长警察署都知道他只是个“宣老板”。周老师脱了西装衬衫换上我叔公的短打，混进振华厂的本来就流动性极大的拣毛工装卸工里，躲过了木读方面的追捕。待风声稍松些，我大姐为他买了火车票，亲自送他去了上海。

不久我爸就收到他的信，说是已经帮我爸办好了一项业务，让我爸快去上海接洽。

我大姐陪了我爸一起去。

他们在我妈家相聚。我妈那时候又搬了家，搬到了沪西靠近兆丰公园的一条小弄堂里。那地方因为离市中心远，房租特别便宜，而且独门进出，与别人家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我妈从经济和隐私两方面考虑，终于决心远离起居甚为方便的闹市区，搬到了这烟囱林立的工厂区。在那间暗而潮的底层朝北房间里，她与我大姐第一次相见。

“妈！”我大姐亲亲热热地喊她，尽管她比我妈只不过小十来岁。

“您好，伯母！”那个姓周的老师于是也跟着说。他在沪西工厂里活动着，一身工人打扮，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比我妈还老气。

两个男人顾自谈生意经，两个女人一起谈我们兄妹仁。我清楚地记得我大姐把我们三个的小鹰钩鼻子一个个按过来。她的手指很软，凉凉的，按完了还捂着嘴笑，然后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亲了一口，她的嘴唇软而烫。我知道她喜欢我们。若干年后我在百般无奈中去苏州找她，向她索讨我们三个人的开学学费，那勇气就在于对她的手指和嘴唇的回忆。我知道她会尽她的力量帮助我们仁。

我爸经那位周老师的介绍，接下了一笔不小的生意。周老师原来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开。他爸拥有一个不小的装卸运输公司，公司下有一个三轮车车行。周老师让我爸包下了为三轮车黄包车配制一批粗毛毯的生意。这种粗毛毯是冬天里为坐车的顾客盖在膝盖上保暖的，毛质及编织要求都不高，正适合于我爸那振华厂的生产能力。揽了这么一件业务，振华厂如同弥留之际又打了一针强心针，重新转过气来忙忙地活了一年多，一直撑到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的苏沪两地全部解放。

十九　我大娘，我二姨，我妈

不久就宣传婚姻法，城乡一律。我大娘在乡里成为妇女主任的专访对象。

“宣志高娶三房四妾的，你还守着他干什么？”主任说，“咱乡里出面，帮你离了他！”

“干吗嘛，”我大娘说，“有他没他咱都一样过，就别麻烦乡里同志们了！”

“你是贫农，还不快跟他划清界线！”

“咱不早就跟他划清了吗？咱跟爹在一起过，爹也是贫农哇！”

我爷爷和我大娘在土改时都被确定了贫农成分，还分到了邻村一个财主的浮财，这不假，乡妇女主任劝不动我大娘，只好不了了之。

我大姐那时候正巧回家乡去探亲。那不死心的乡妇女主任知道我大姐也是个千部，还特意来找过一次，指望我大姐起点作用。我大姐却笑眯眯地说：

“这事儿，政策规定由男女双方自愿协商，我们当儿女的怎么有权干涉呢？”

一句话上了政策的纲，妇女主任只好作罢。

苏州金阊门的妇联也把文家大院里的我二姨列为工作重点。一个刚刚出了校门跟我大姐差不多年纪的大姑娘找上门来，没说上几句，倒让我二姨洋洋洒洒地说得哑口无言了：

“妹妹侬看样子不是阊门内外的老土地。侬倒不妨到全福路上走一遭，问问这片地方的老街坊，啥人不晓得他宣志高二十岁到此地，工厂开在此地，跟我结婚的十五桌酒席办在此地，我一群子女四女一男统统都生在此地！宣志高他的老婆再多，真正共同生活的就是我文秀珠一个！三房四妾当然是新社会不允许的，宣志高只应该有一个老婆，我第一个双手赞成伊快点离了那两个多出来的，一夫一妻，愈快愈好。要我讲呀，妹妹侬倒不妨去跑两个地方，第一到安徽，动员那个包办婚姻的乡下女人快点离了争取妇女解放；第二去趟上海，告诉那个当人家小老婆的是违反婚姻法的，再不离人民政府就要依法查办。妹妹侬要是做成了这样两桩事体，不要讲是工作上当了优秀积极分子，我文秀珠一家老小也统统要朝侬拜谢侬的大恩大德了……”

说得虽然刁蛮刻薄，却都在理上。那姑娘回到妇联一学舌，几个妇女干部都气不得笑不得，往后也就撒手不管了。

我妈在上海平安无事。左邻右舍不清楚我们宣家的这方面秘密，只知道当家人在苏州开个小工厂，有来有往自然很正常。

这秘密又险乎暴露，因为不久我大娘带了我大哥到了上海。

我大哥自小身体瘦弱，长到五二年时都已十七八岁了竟还一点都没有发育，看上去如同十二三岁的孩子一样。我大姐那年回乡探望他们时见了，马上掏空了口袋扔下钱让我大娘带到县里去治。可是那点钱统统用完了，我大哥还是没起色。眼看同龄的小伙子都一个个在娶亲了，我大哥还光了腚下泥塘去挖野荸荠，我爷爷和我大娘真着急了。前几年饭都吃不饱顾不了那么多，这几年日子好过了点，也便下了治病的决心。我爷爷求人给我大姐发了信。不巧的是我大姐正随了一个慰问志愿军的团到朝鲜去了，根本就没收到。我爷爷等不到回信，与我大娘谋划再三，最后还是给我爸写了一封信，一是问问大姐情况，二是要我爸打听打听，那大城市里有没有治的办法。我爸很认真地对待了这封信。人免不了势利眼，我爸亦然。家里出了我大姐这么个革命干部，在他是荣耀，是靠山了，而我大姐是我大娘生的。今非昔比，我爸不能再对老家几个人掉以轻心。他把这封信揣到上海与我妈共商对策。我二姨那儿他闭口不谈，他太了解她的狭隘性了。我妈护士出身，读了那信就大致判断出，我大哥患的是某一种结核病，俗称“童子痊”的，如今正处青春发育期，抓紧了治很有根治希望。我妈说，快回信，让我大娘带了孩子，到上海来吧！

“能行吗？”我爸犹豫着，“痨病是要传染的，三个孩子……”

“我会严格隔离，你放心。”

“那……大女他娘来……”

“这有啥！”我妈说，“我想好了，让出一间里屋来给他们母子俩，我们住外间。热天，打打地铺就可以了。”

“我是说，这左邻右舍……”

“我也想过了，就说是宣家门的堂嫂、堂侄，”我妈笑了，“其实，倒也真的是这层关系呢！”

她始终牢牢地记住了我爸跟她结婚前办下的一系列法律手续，把自己算作我叔公那一门里的媳妇，到关键时刻便用来聊以**。

我大娘来了，带着大哥。

我大哥由我妈领着，去了仁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