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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宫娘娘2（第7页）

仁济医院诊断说，的确患过肺结核，但已钙化。尚未发育，是因为结核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好好调养，会有转机的。

我大娘和我大哥在上海住了半个多月。

我爸把我大娘安顿在上海后，采取了与我妈商议好了的回避政策，半个月里不再露面。他深知我妈，无须一句叮咛，很放心地在苏州忙他的厂务去了。一直到我大娘和我大哥离沪返皖，他才礼节性地前来送行。

不料我大娘喝不惯上海的饱含氯气的自来水，住下三天后就开始上吐下泻。我妈怕她得的是肠胃传染病，连忙把我大哥移到外屋，自己搬进去，于是里间小屋就成了单人病房，我妈成了专职护理员。她懂医，自己去药房买了药，又为我大娘专门熬白糖大米稀粥配置半流质，终于很快治好了她的消化功能紊乱症。只是那几天里房间内终日弥散着酸臭味：我大娘吃什么吐什么，吐出来的如醋一般酸；不吃下什么却一天拉好几次，要拉时难以自控弄得**一天要换好几条。我妈那几天里总是放下她吐的痰盂就得拎过供她拉的马桶，涮了她的粥碗马上得洗她的衣裤，忙得下巴日见尖削下去。我妈无一句怨言。我妈心甘情愿不卑不亢体贴人微落落大方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一切。等到我大娘痊愈了我大哥也诊治过了后，我妈还特意安排全家老少一起逛了一次市中心，先去城隍庙，中午吃九曲桥附近的小笼包子，下午再进“大世界”，陪着我大娘我大哥逼着我们兄妹仁听了两个钟头淮剧，到天黑了才尽兴而归。其实我妈生性娴静，平时最不喜欢逛街凑热闹了。

我大娘知情领情。但她跟我妈一样缺少我二姨那种巧言令色的功夫，生病时只会执了我妈的手泪花涟涟地，病好了便白天黑夜地飞针走线竟在几天功夫里就给上海一家五口人包括我爸一人做好了一双棉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五双棉鞋：厚厚的鞋底几近一寸，高高的鞋帮一直裹到脚踝骨上。我自从穿了我那双之后就再也没生过每年冬天都折腾得我痛痒难熬的冻疮。

“你娶了个好媳妇呢！一辈子别离开她！”

我爸听了这番临行嘱托哭笑不得。我大娘说话的口气哪里像是他的结发之妻，纯粹是像他的老娘！

二十　我，我爸

公元一九五五年，我升初三。暑假里，为筹措下一学期的学费，首次登程去苏州。我踏进了我爸赖以养家活口的振华厂。我没想到宣氏两宫十数口人的饭食，竟是从这样一片尘土飞扬喧声震天的破平房里掏出来的！我爸穿一件背心、一条旧而又旧的长裤，满头满身的羊毛灰，正站在一扇小得可怜的窗前，专注地看着手中抓着的一蓬羊毛，根本没发现我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那年不过四十四五岁，竟已老花眼了，那蓬羊毛被他远远地离开双眼斜瞅着，像是正在被瞄准的靶子一样。我喊了一声：“爸！”他没听见。我只好拼命提高嗓门，努力穿透身后那架弹花机的吼声，叫他，还用手指很不恭敬地碰了一下他的腰眼。他这才发现了我。

后来我明白为什么我爸那么早就聋了。

我爸却很自豪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当然我也体味得到他很自豪地把我这个外形酷似他也带了明显鹰钩鼻子的儿子出示给大家。我记得我当时满腹的尴尬、羞惭、不耐烦。我爸自然没想到，我为我自己的身世身份早已在潜意识里深深地种上了耻辱感。我勉勉强强地随着我爸走着，那机器的轰隆声好像要把我挤扁，那充满在空气中的尘埃毛绒和羊臊气让我不断地打着喷嚏。我半聋哑叔公的笑呵呵、我二姨他兄弟的冷冰冰，还有几个正在拣羊毛的女人们的钉子般的目光，都让我明明白白地读到了这么一句话：“呵，上海小老婆的儿子哪！”我于是满耳朵都是嗡嗡嗡地响着这么一句话，根本听不见我爸对这片地方的种种很得意很内行的介绍。只有当我走进了那安有三架大大的织毯机的车间，轰轰的弹毛机声被一堵墙阻隔住了一些，令人作呕的羊臊气也多少散淡了些，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那间车间里，没有一个人。

我爸搓着手说：“这一批毛线还没染好，所以这个车间在停工待料。要是干起来，这里也是很热闹的。”

“谁来干这活？”我禁不住问。

“我，你叔公，还有你二姐三姐她们。刚才拣羊毛的人中有你三姐呢！她也在放暑假。等这里一开工，前面的人就到后面来，有时候也请临时工。”

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毕竟是在上海沪西工厂区生活着的，我知道真正的像样一点的工厂决不会是振华这种模样。至少，一个初具规模的厂家，应该有一条常年不断的流水作业线，哪能如此做一段吃一段，后面的工序等着前面的人来干！我终于很切实很形象化地认识到了，我爸的振华厂，挣扎了这么几十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手工作坊！

我向我爸要下个学期我们兄妹三人的学费、书费。

我爸搓着手，那上面沾着的羊毛灰和着他的汗水被搓成了一条条污垢，死虫一般掉到地上。他像牙疼一样丝丝地抽着气，眼睛不朝我看，说：

“不是刚给你妈，邮了钱吗？”

“那是吃饭钱。”我说。我们宣家人除了我大哥，一律早熟。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参与了家里的经济事务，帮我妈记收支账了。

“还有几天开学？”爸问着，眼睛闪烁着，往那通向坐了我二姨她兄弟的写字间瞄，显然他怕有人偷听。

“后天。”我答，“要不然，我妈不会让我来。”

其实也并不是我妈让我去的苏州。她只是拗不过我，迫不得已地给了我来回的车费。她再三叮咛说，别硬逼，你爸难哪。你二姨管得紧，又有两个小的，半傻，太会吃，你爸顾不过来呀！我瞪了眼回答我妈，不逼他让我逼谁去？谁让他生了我们的？我妈淌了眼泪。对我妈这么凶，是我妈把我惯的，到了我爸这里，我却不知怎么总说不出这种厉害话来。我爸即使是光着膀子一脸灰土，不知怎么地总有一点威势，使我在十四五岁的年纪里还不太敢冒犯他，所以只好拉我妈的大旗作虎皮，说是妈让我到苏州来的。我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听见我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许多款子都该交了，”他说，“货款却还没收回来。临时工的钱也该发了。你四姐还住了医院……”

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老态。

我第一次很主动地代他想出路：“要不，您带我去大姐家吧？”

他大彻大悟地：“对对，找你姐，找你姐！”

我是有信心的。我记得我大姐的尖尖的手指和温软的嘴唇。我知道她已经升任副局长了。

二十一　我二姨，我妈，我大姐

公元一九五六年，振华厂被并入苏州国营毛毯厂。因为资产总数已过两千万（旧币）之数，兼之有我叔公和我二姨兄弟两名长期雇工，我爸被划入资产阶级。不久，原振华厂址改为总厂的原料仓库。我爸、我叔公、我二姨兄弟从此便天天要坐公共汽车去城东的总厂，他们都加入了上班族。我爸在技术科任配毛员。根据政府政策，工商业者一旦公私合营，不但本人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领取工资，其家属只要愿意，也可就业，自食其力。我二姨当即成了苏州毛毯厂的职工，任全福路仓库保管员之职。而我二姐、三姐也就势进了厂，成了正式毛纺工人。四姐正念中师，顺带着照看家务。沈妈那时候已经过世了。小弟小妹在糊里糊涂地念小学，老是留级。不管怎么说，文家大院的几口人，干活的比吃白饭的人多，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去的。

经济上的管制造就了行动上的囚禁。我爸身为企业职工，本来就因天天要上班而不能像当年那般自由了，囊中羞涩更使他鼓不起到上海来见一家老小的勇气。公元一九五八年的上半年里，他竟一连三四个月既不到上海，也无汇款，我妈去了几封信，才得着一封报平安的短笺，十几个字，像打电报一样。

我们开始靠典当度日。我十七岁，大弟十五，大妹十二，三张能吃会喝的嘴很快吃光了家里值几个钱的东西。我妈是个浑身不长经济细胞的人，本来就不积私蓄不留后路一心依靠着我爸，大树一倒她就失了依傍。她照看我们仨之余就流泪叹气，束手无策。那半年里，我发现只要门口有谁的脚步声停留下来，我妈不管在干什么都像个兔子一样竖起耳朵僵住了手脚倾听着，一直到那脚步声离去了，才怅然一口气长长地从胸膛里呼出来。夏天到来时，她突然胃出血，住进了医院，我擅自做主，卖掉了家里唯一一样值大钱的家具——她和我爸的那张红木大床，为她付清了医药费。我用余款购置了一只新的单人铺，还配了很挺括的新棕绷。但她出院之后，一见了这张新床就大哭了一场。

我大姐的地址，是我妈闯到市总工会找到当年那个姓周的老师如今的市工会宣传部长那里问了来的。我们大家本来都以为我大姐会嫁给他，结果却并没有。我大姐解放后先参加土改工作队，又到朝鲜战场上去了一年多，我去苏州那年她刚刚升任纺织局的副局长。她的丈夫是个南下干部，一条东北大汉，远不如那周老师帅气。我妈曾问过我爸，怎么回事，大女本来跟周老师很要好很般配的嘛。我爸说，那周老师有老婆的，虽是包办的，但大女说，就凭这，决不干！我爸说完就有点懊悔，我妈也一脸哭笑不得，以后再也不把我大姐夫与姓周的相比较了。大姐搬过几次家，妈不清楚她的地址，却竟想到了那周老师，而有趣的是，还真的从他那儿问来了。

我大姐像押送俘虏一样把我爸亲自押送了来。

二十六岁的我大姐英姿飒爽。她一头齐耳的短发，穿着一身带腰身的列宁装，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在外面。她虽然也长了鹰钩鼻，但大约是大小比例恰到好处罢，安在那张椭圆形的脸上，显得挺拔而秀气。她的一双黑眼睛特别亮，看人时绝不躲闪。她一进门就呱嗒松脆地喊了一声“姆妈”，把我妈叫得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就掉了眼泪。

“很好解决的问题，”我这位当了副局长的大姐说，“让你们弄得这么复杂！我已经跟苏州一家讲妥了，不能这么霸道，要讲点理。今后，爸的工资一分为二，一半给苏州，一半给上海。两边他都有责任。他到哪里吃哪里的。一个月里四个礼拜天，爸愿在哪就在哪，任谁不得干涉……”

下判决书似的，我爸垂头听着，我妈一个劲地点着头。

“姆妈，”大姐改了一种很和缓的口气，对我妈说，“要我说，三个弟弟妹妹也长大了，不必总把他们当小囡侍候着了，你倒不妨出去找个工作。经济上有了点主动权，命运也不会操在人家手里了，你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