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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宫娘娘2（第8页）

我妈可怜巴巴地答：“我也想过的呀……我到啥地方去找呢？我都找不到介绍工作的地方……”

大姐笑了：“姆妈你不是一冲就冲到总工会去了吗？还是去寻那个老周吧，我们宣家对伊有救命之恩呢……伊会有办法的。”

我大姐的脸上现出一种非常奇特的璀璨的笑容，那笑容我后来长大成人了方明白是染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才如此夺目。那一天大弟大妹都还在学校，我正准备着高考复习，所以在家见到了这一幕。我站在我妈边上出神地望着我这操着快刀斩着乱麻的大姐，说不出的佩服和倾慕。如果说在我那段时期里有什么青春偶像，那么不是哪位英雄，不是哪位明星，而是我这位大姐！

二十二　我大姐，我大娘

“听说你把他们俩的大床卖了？”大姐问我。

“是的。”我回答，“我以为爸永远不会回来了。”

大姐放声大笑了起来，用手点着我的鹰钩鼻尖：“你呀，你呀，你还小，不懂呢……”

我那时已经比我大姐高出了半个头。大街上让个女的这么点鼻子，我很有点难为情，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愉悦。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我大姐的手足亲情。到了火车站，经过一个水果摊，我大姐忽然停住脚步，唷了一声说，上海竟这么早就有了砀山梨呀，这梨最好吃了，是我们安徽产的呢！我没搭腔。许多年了，家里拮据。我妈是很少买水果的，尤其是这样时鲜货。我大姐很注意地看了看我，马上就走向水果摊，一把抓起了那摊位上最大的一个梨。

“就买一个？”摊主问。

“对。这一个就怕过了一斤了吧？”

“女同志好眼力，一斤二两呢！”

“有刀吗？借用用。”

我大姐把那皮削得包住了整个梨不往下掉，然后用手摸住往上一提，整个地取了下来。

“尝尝！”她递给我，“少见的大梨，保证你吃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后来的确一直没有忘记。我而且还记住了她在检票口，忽然敛了笑容对我说的一句话：“可别学我们的爸！”

难怪她对我爸一腔怨气。尽管她是一个极为明智豁达善解人意的聪明女子。世间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如此理解我爸悲剧的成因，体谅我爸处境的尴尬，并且如此客观地明晓责任并不完全在我爸个人这一本质问题。但因了我爸压在她身上的负荷实在太沉重了，这些负荷本来应该由我爸来挑而我爸挑不起来却统统卸到了她身上，她不能不由疲累而生委屈而生怨恨。我后来知道，她不但在十四岁那年就以自己的“勤工俭学”为安徽老家雪中送炭，而且在工作之后的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始终供养着在不毛之地上刨食吃的我爷爷、我大娘、我大哥，连我大哥后来真的发育了也真的可以娶媳妇了因而必须支出的那份彩礼钱，也都是由我大姐支付了的。我后来还知道，不但那安徽老家，便是那苏州文家大院里的几个兄弟姐妹，也习惯于把她当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轮番地向已经有儿有女有了自身压力的她诉苦求援。虽然那份亲情使她不忍心拒绝，但一个梨即便再大若是众人都来咬一口，这梨也就不够分，只剩酸溜溜的核了。我妈深知这一点。她教育我们上海的三兄妹尽量不要向她伸手口可是我大姐在闻知我考上了大学之后，还是马上就寄来了一笔钱，在汇款单上注明了让我“买书交费备装”。我读了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明白我大姐是注意到那天送她上火车时我所穿之裤上的两个大补钉了。

一九六〇年的安徽大饥荒，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谁也没有料见到。宣家村里不久前还可以“放开肚皮吃个饱”享受“共产主义”，忽然就在一片“大放高产卫星”的欢呼声中断了粮。我大姐按月寄回的粮票不过十斤，是从她一家的口粮里省下来的，到了我老家只够应付几天。我爷爷发了告急信给我爸。我爸几年数载方接到这么一封信，知道骨子里也够要强的我爷爷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开这个口，连忙把信交给我二姨。我二姨在这关键时刻很贤妻良母，马上掏出二十斤全国粮票来为宣氏家族做贡献。但我爸一时心急疏忽，竟不用挂号而把这性命交关的代表二十斤活命粮的小纸夹在信中寄了出去。也不知哪个环节遇上了黑心鬼，此信成了入海之泥牛。我爸几天后又收到一封言辞凄婉绝望的信，方知失策，这失策又对哪方都已说不清楚，只好忙忙地跑了一趟上海。上海那年月已开始“瓜菜代”了，市民百姓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碧绿石硬的卷心菜皮——那段时间里卷心菜为什么只长硬皮不卷嫩心，我至今没搞明白——我妈还是从购粮本里支出了十五斤粮票来，陪我爸到邮局挂了特挂寄了出去。可是就在这十五斤粮票慢慢地走在路途上的几天里，我大娘饿急了吃了被称为观音土的白垩泥，活活胀死了。

我大姐回老家去奔丧。她没邀我爸同去。我爸想去，我大姐问道，你说你还能回去吗？言简意赅，我爸只好作罢。我大娘因为是贫农，又是革命干部的娘，葬到了村东头那片向阳的坡地上。几年之后，我爷爷也去了那里。

我大姐后来与我谈起我大娘的死，眼圈还是发红。

“她完全可以不死。”她说，“家里的存粮比旁人家都多些，旁人家也未必都死了人。她却不肯吃，总想省下一口来多拖几天，想等我们后面寄去了再续上去。我们又寄得太晚。她饿的时间太长了些，死前半个月就只让爷爷他们吃粮，她自己把泥塘里挖出来的野荸荠和了树皮草根煮烂了充饥。你大哥的媳妇不是东西，卷带了家里所有的粮票和钱逃往外乡，是跟着同村一个木匠一起跑的。世上好人坏人并不以男女分。可是女人中先人后己忍辱负重舍己为人甘于为亲人而牺牲的总多一些，我娘就是这样的女人……”

我大姐这番话是坐在她自己家里仅对我一个人说的，那口气那论调那观点迥然有异于她在她那局长办公室时。我在她局里见到她时，她完全是另一种人，没那么多超阶级的人性论。

一场“文革”，把我们宣氏家族不分老幼统统打成了牛鬼蛇神。

万恶之源是我爸。六六年春上从安徽老家奔了我爷爷的丧之后回苏州，贫下中农祖宗对他的庇荫从此便丧失殆尽。第二天他就被地毯厂的“四清”工作队唤去，通知他立即停职交代问题。他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揭发人是他的近亲、财会主任、我二姨她兄弟。原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我爸趁着国家政策上的松动，在唯亭乡下，他当年搞过一个分厂的地方，又唆使着一个生产队办起了一家羊毛加工工场。那工场专为苏州昆山一些毛纺厂进行原料初级加工，干的活虽然又脏又累，但收益不小，办了两三年下来，就把生产队的工分值从每天不足一元翻到三元朝上了。我爸仗着自己在毛纺行业内熟人多，业务精通，为那加工厂的筹建以及日常的供销事宜出了不少力，所以时不时地收取了那乡里送来的大米、猪肉、油豆腐、粉丝、年糕等等，逢年过节人家队里分红，他也拿过人家的“红包”。“四清”工作队经过很紧锣密鼓的一番内查外调和核算，我爸三年内收取之农副产品，按集市贸易价计折合人民币一千五百余，领取“红包”贿赂五次共五百元，两项合计刚刚超过人民币二千，正好又够上了量罪定刑的档次，于是就被定性为“开设地下工厂”、“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经济犯罪分子，戴帽管制。他立即从技术室调出，到装卸队当了一名搬运工。

平心而论，我二姨她兄弟的揭发完全属实，而那“四清”工作队也是执行了当时的政策，为他所下之“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也并不过分。我到现在也确认，我爸一辈子所追求的正就是那个“资本主义”。我后来回忆起我爸在那三年里，因了又参与策划并开办一个小小的羊毛工场，他的精神是何等的焕发，生活是何等的充实，五十多岁的年纪了竟扫尽了他四十多岁时的衰老疲惫之相！我记得他总是很忙。一件夹克衫的拉链总是敞开着，匆匆地拎了一个人造革黑皮包到上海来逗留几个小时，与我们共进一餐后就又匆匆离去，说是就这么一个礼拜天，上午来看看上海一家，下午就必得去唯亭转一转了，“那边到了一批羊毛，我得去鉴别一下质量。”他那人造革的提包里，总是塞了一包一包卷成条状的羊毛，鼓鼓囊囊地撑得提包的拉链也总是拉不上。也有时候他先去唯亭，下午到上海，那时候他大多手提一个大网兜，里面塞满了年糕粉丝和大包小包的黄豆绿豆，那唯亭农民自制的油豆腐，喷喷香。呵，连我这个已经从大学毕业留了校的历史系助教，也吃过不少我爸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来的美味佳肴。

“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为重点批斗对象。资本家的成分加上开地下工厂的现实问题，使他成为很正宗的阶级敌人。才斗了没几个月，从上海方面忽然几乎是同时来了两班人马：一班是我二姨她大姐夫的报馆里的。报馆里自然也有造反的，造到了那个老报人头上。也怪他自己，愈老了愈喜欢自吹自擂，有事无事总提自己当年是“左联”的，让国民党捉了去过的，意在表明自己很早就很左派。没料到却引起了疑问：既进过监狱，又何以出来？蒋介石有过名言：宁错杀一千，不漏过一个。怎么就偏偏漏了一个你出来？于是就大查特查，于是就查到苏州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我爸还有那么一个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官的社会关系！我爸很快被隔离审查，关在地毯厂一个堆放梭子的小仓库里喂了一个多月的跳蚤蚊子。另一班人马来头很大，是上海市一级机构的，赶到苏州时我爸已经以梭子间为家了，所以审问就在那里就地进行了。

问：“你跟他什么关系？”

答：“我女儿的老师呀！我是家长。”

问：“他是叛徒你不知道？老实点！”

答：“叛徒？他好像从来也没进过监狱……”

问：“住口！用得着你为他定性？你老实交代，一九四八年冬天从十一月到十二月这段时间里，你们俩进行了什么反革命活动？”

答：“那两个月……他在我厂里帮工，避一避吧……年末时帮我介绍了一笔生意……”

问：“好呀，帮助你资本家剥削工人！这才叫阶级烙印呢！他本来就是个狗崽子！”

这两批人马来过之后，我爸在经济问题上又添加了政治问题，厂里专为他成立了专案组。一批又一批的人员为调查他而一次一次地去上海，顺带着去买点价廉物美的上海货回苏州。不过那隔离审查却没拖多久，因为负责看管的人实在太受不了那梭子间里的蛇虫百脚蚊蝇跳蚤了。

世上有许多事难料祸福。我妈因体质太弱，公元一九六六年“文革”大爆发前仅仅一个月，刚刚办好了从里弄卫生站提前退休的手续。办那手续时她很依依不舍地，顾虑着一个月少了那么二三十元钱了。还是我劝她说，大弟眼看也将毕业了，我们孝敬您到老，您保重了身子后福无尽，要是身子垮了什么也指望不上了，她这才下了退休决心。她要是还在那卫生站里，少不了吃更大的苦头。

但她毕竟还是受了株连。那一天就她一个人在家，门被拍开了。几个“红袖章”一拥而人，操的都是绵软苏语。我妈明白是抄家，两腿一软便跌坐在**。她的脸大概惨白得厉害，以至于那几个红袖章没敢去碰她。有人恶声恶气地斥问过她几句，她竟上牙打着下牙两片嘴唇皮抖得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们那居室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桌上放着我妈刚做好的饭菜：一碗茄子，一碗鸡毛菜，还有一碟臭腐乳。家中没有一个抽斗一个橱门上锁。拉出来的衣裤虽清洁整齐但或是打了补钉或是烊得如纱布般单薄了。造反派们最后在箱底找到了有我叔公大印的“结婚证书”，还有那张我大姐保存下来的“全家福”相片。他们把这些东西拿了去，说是很可以揭露资本家腐朽生活方式了。

我大姐就没有那幸运了。她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而我爸的戴帽管制的身份进一步佐证了她那“走资”的历史缘由和阶级根源。一九六六年八月酷暑时节，我为了办理我爸我妈的离婚手续而去苏州，没料想到在火车站前的大广场上，见到了我的大姐。她头戴纸糊的高帽，身体的前后两面都挂上了大大写了黑字的纸张，只穿了一只鞋，被一帮戴了红袖章的男女押在一个临时搭成的大平台上作牛鬼蛇神展览。我远远地就认出了她。我身不由己地挤上前。我挤到平台的台脚下，仰起脸看她。我看见我大姐胸前的那张大牛皮纸，竟是用几枚图钉钉在我大姐的肩膀上的，那钉子周围渗出了血水。血水的下方，是几个浓黑的大字：

“反动资本家的狗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海黄色工会头目的姘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