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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宫娘娘2（第10页）

我哪能遵从这样的母命！公元一九七五年我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到苏昆一带考察明代遗迹，抽空也去文家大院住了一宿。我爸那时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虽然还属于那个阶级，厂里终于还是把他调回了技术室，让他仍干配毛员的活，不必再去扛大包了。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背也伛偻了起来，耳朵几近全聋。我只好大声地向他述说上海一家的近况，我二姨就着破敝堂屋中昏黄的灯光一边缝补着我爸的一件汗背心，一边也心平气和地听着。她早已办了退休手续，让我的半傻小弟去顶职，又把另一个手大脚大并不完全痴呆的我小妹，早早地嫁给了虎丘公社的一个农民。她膝下已有四五个外孙儿女。她满面慈祥，一副称心满意的模样。闲聊到很晚时，我打了一个哈欠，她竟马上走出堂屋，为我端来了一盆热热的洗脚水。我不禁惶恐地站了起来。

“何必劳驾您呢！”我说。

“应该的，应该的！”我二姨说，“你爸一提起你们上海的几个子女，就高兴呢！宣家门里就你妈生的两个儿子有出息，都是大学生！到底是因为你妈有文化，不像我，是个粗人！快洗了吧，我给你倒水！”

尽管这番话是多么中听多么顺耳，我可没敢把这些搬嘴学舌传达给我妈听，正像我永不会把我妈的谢意转致给我二姨一样。她们俩无论有多少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把我爸看成是一己之物。法律手续斩断不了我妈拥有我爸的情丝，法律手续确认了我二姨拥有我爸的实际身份，她们都把自己看作我爸唯一的正宫娘娘。素来狭隘从不宽以待人的我二姨，之所以如此宽厚地褒扬她的情敌、她的情敌的亲子，不正是基于她的胜利感，她的满足感，她的法定的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吗？

二十五　我爸，我二姨

谁能料到，公元一九七六年中国政坛的巨大变动，于三年后竟神奇地影响了我们宣氏家族的家庭结构。

是年，我爸获准退休。他如蒙大赦。大赦本来轮不到他头上，因为他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既非右派也非托派也非胡风集团，风水无论怎么转，摘帽无论怎么摘，排号总排不上他。他年过花甲早已知此天命，所以把改变自己处境的希望尽数寄托在退休上。办个退休于他也很难，因为整个毛毯厂十来年中只有他一个正宗受过管制的阶级敌人，让他退了岂不成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所以厂里是报了局里，局里是踌躇了再三最后因中央明令“今后不再搞运动了”之后，方才批准了的。我爸正式领到鲜红的退休证时，已年近七十。

谁也不曾想到，他退休了不到一个月，就很有预谋很有长期打算地拎了一个塞了他自己替换衣裤日常用品的大大的旅行袋，乘我二姨到我小妹家去侍候她坐月子之机，回到了一别足足十三年的上海。

我妈清心寡欲十三年，先是领大了我的一双儿女，紧接着又抱起了大弟大妹托养在沪的我侄女我外甥，突见我爸归来，如遇洪水猛兽。她用一杯茶稳住我爸，忙忙地打了个电话给我，是用惊呼“日本鬼子进庄了”的语气告诉我并让我快快赶回妈家去的。

我爸像个等候判决的罪犯一样，低头坐着。见我进门，他急忙站立起来，我发现他竟然比我矮了一大截。人到老了会缩短如许，我第一次发现。我妈一手搂着我侄女，一手搂着我外甥，还不断地用指头撸去眼泪。两个小家伙像看个怪物一样，看着面前这陌生的老头儿。

我爸虽已全聋，但智力丝毫未减。他戴着一架助听器，后来我知道是我大姐送他的。他的惶恐夹杂着他固有的倔强。他那天的话在恳求中带着雄辩。我无法反驳和拒绝他。

“我要住回上海。”他说，“我有退休工资，不需要谁养活。我老了，我不能再离开你妈了。我们还能有几年呢？离婚的事，是‘文革’时办的，如今不是说要全面彻底地否定那十年动乱吗？再说，就是离了婚，我也是可以来上海探望子女的，婚姻法有这个规定的……”

“我二姨怎么办？”我不能不打断他。我想起那破敝的堂屋里昏黄的灯光，我二姨那恬静满足的阔脸。

“那边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意见？”我又问。

“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我爸提高了嗓门，“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马上闭了口。我想起十三年前我们曾做了我爸我妈的主。我今天重提这个话头实在太蠢！

我转向我妈：“妈，您的意见呢……”

可是这么一开口，我又立即觉得完全多余！当初的分离就非我妈所愿，如今我爸垂垂老矣我妈岂会拒之于门外？

我爸住下了。

一周之后，大姐出面打了个电报给我：

“苏母病危，促父速归。”

我和我妈坚持着让我爸立即返苏。

“不会是真的吧！”我爸将电报纸翻来覆去地看，满面狐疑，“她总喜欢弄神弄鬼的……”

“大女打来的，她不会……”我妈说。

我坚决地递给我爸一张车票。我暗自想着，那心气强悍一片痴情而又患有高血压病的我二姨，恐怕是过不了这一情关了。

我的估计没错。我二姨从我小妹的乡下返回全福路知道我爸逃往上海的当天，就发作了脑溢血。她躺倒在一只打开了箱盖的衣箱旁，看样子是在找什么。我那当小学教师的四姐正巧回娘家，发现了马上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抢救了几天，她没动弹过，也没开过口。只有在我爸赶到医院，见到了她那副必死无疑的模样，毕竟于心不忍抓住了她的手喊了几声“秀珠”时，她的眼角才滚下了两颗大大的泪珠。

我爸却在那时，发现在她那僵硬的左手无名指上，竟套着那枚结婚时用十五桌赴宴宾客之贺款所购置的大大的钻石戒指！

二十六　我大哥，我大姐，我

“文革”中宣氏家族仅一人未受我爸株连，这个人便是我大哥。

我每每想起这一点，就免不了要感叹上苍的公正。我倒不是说凡与我爸有直接血缘承继关系的人都活该因我爸而倒霉，但若是因了血统论而把我大哥这位与我爸并无血缘关联的人也牵扯了进去，那就未免太冤哉枉也了。幸而我大哥在发送我爷爷去了最后归宿之地以后，竟被邻村一位伯伯是大队干部的寡妇相中，招他作了上门女婿。我大哥离了宣家村虽然还在“穷山恶水”的地域内，但恰恰合了“树挪死，人挪活”的老古话，从此便日渐发达起来。他如今跟他妻子一起承包了乡里一家服装厂，专门生产供野外作业防寒用的腈纶棉衣棉裤，粗针大线的损耗性劳防用品，质量要求不很高的。他的妻管厂务，他管供销，可比我们富裕多了。去年我爸病危他赶到上海时说，早盖了三层楼房了。而我，这才刚分了三房一厅，还算“破格”！

我大哥并不是那种有远见卓识的人。可是他早在一九八三年时就包下了那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子，属于改革开放年代里农民办厂的最早一批。他是听从了我大姐的话。我大姐是幕后策划者。她那一年里送我叔公的骨灰到老家安葬，住在我大哥家。一听说乡里有这么一家厂子处于困境，立即就运筹帷幄，指挥着我大哥大嫂去包了下来。最后拍板的是我那大嫂。大嫂是个极有主张极能干的女人，据说其泼劲不下于我奶奶。而我大哥，据说当年还是犹犹豫豫的。这可以理解，他的性格像我爷爷。

一九八三年那年，我大姐还指挥着我干成了另一件大事。她已官复原职，只是换了一个部门，专管苏州市的进出口业务。那一年夏天她到上海开会，住在宾馆里。她一个电话把我召了去。她发福了，显得更加高大，只挤了半个小时时间跟我专谈家常。她知道我升了讲师，知道大弟已经调回上海，知道大妹在云南当了厂长，脸上露出非常欣慰的笑容，那模样与其说是像个姐姐，不如说像是我们的上一辈，甚或像是我们的娘！她指着一个很大的提包跟我说，这些是特意为我爸我妈从苏州带来的，有些吃的，有些穿的，还有一个助听器，爸那个用着的太老式，该更新了，你给他们送去吧，我实在没空。说到此，她忽然似笑非笑地望定了我，问：

“是你一手办的离婚手续？代替了他们……”

我猛地想起许多年前，我擅自做主卖掉了我爸我妈的红木大床，她也曾用这样的笑容和口气问过我。

我有点结巴地回答：“那时候……也不完全是我……我以为……”

大姐依然笑盈盈地：“你就没想到再跑一次苏州吗？当年办手续的金阊区民政局，还是在石路，没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