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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田教授家的28个亲戚（第5页）

金晶抵达悉尼机场。前来迎接她的是张德高的妻子莫妮娅。

莫妮娅举着一张纸站在出口处，上面的华文歪歪斜斜：

接张阿根之妻金晶

著名评论家、中文系主任田教授在这块土地上的名字是“张阿根”，令金晶第一眼看见这行字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大笑。

然后她看见了自己的妯娌莫妮娅，居然是一个极为娇小的中国妇人。

她一眼就可以断定莫妮娅是广东人。

她在后来写成的一篇《访澳随记》中这么描写莫妮娅道：

“她的两眼乌黑，而且深凹。她的颧骨很高，额头却很低。她的肤色黝黑，可是皮肤十分细洁。她的鼻子很塌，几乎没有鼻梁，好在末端没有太过于朝天，因此倒反而使她显出了一种平和及善良。她长着一头乌油油的黑发，用一个银色的丝网在脑后很随意地缩了起来。她年近三十，发育成熟，但是身材小巧得像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

“莫妮娅的名字很西洋，但却是一个纯种华人。她的祖籍在广东，上八辈祖先拖着小辫子挑着箩筐来到澳洲，经过了八代传承，莫家竟从未与非华人联过姻！读过高等商专的莫妮娅也只不过是取了个有点像欧罗巴人的名字，开口说出来的还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客家语。在这块南十字星照耀的土地上，我见到了这样一个华人女子，哪里会想得到，他们的祖先，竟然是与大不列颠人几乎是同时到达的第一代移民！”

从莫妮娅的嘴里知道，她手上举着的纸牌，是她的公爹，应该说也正是金晶的公爹，干过国民党中统的张儒先生，亲手用毛笔写就的。

金晶于是再仔细看看，发现字虽然写得抖颤，但却是十分地道的隶书，功力犹在。

她在发给田教授的伊妹儿中这样描写她所见到的张儒先生：

“你父亲长得很帅。你们俩非常相像。你们俩的身材、头型、脸庞、五官，完全是同一种模式。你们虽然相隔两地，互不来往，但居然留着同样的发式——短发板刷头，这实在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但是你父亲老了。他或许患有帕金森氏症。他的背驼了，骨质疏松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手常常控制不住地发抖。我几次看到他将筷子上夹着的菜送向他自己的左脸颊。他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过于温顺，甚至带着某种乞怜，这只能是病人的眼神。我很难将你向我描述过的场景与我现在面对着的老人联系起来。他已经几次跟我说，一定要回中国见见你。我也跟他说，如果可能，不妨早一点回去看一看。我始终相信，活生生展示的现实，是会把历史的陈迹覆盖了的。”

金晶在发往中国的邮件中，一字不提那位“章若雪”。她觉得那一页已经翻了过去了。

她只用一句话叙述田教授的同父异母弟弟：“我听说他是个赌鬼。”

七

田教授读金晶发来的伊妹儿，就像读她的小说一样，立场只是个旁观者。他实在难以抹去童年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金晶去悉尼一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顺道履行个礼仪，仅此而已。金晶参加完葬礼就去了新西兰，一头钻进那里的写作中心，挤进了她自己笔下创造出来的男男女女中间，去跟他们同哭共笑去了，田教授也就把有关悉尼那帮子亲戚的这人那人这事那事当作随便翻翻的书，翻了过去了。

他近来正与一位老庄学说的研究者马正兴先生共同合作，写一本探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书。马正兴的妻子年前亡故，儿子在美国当着医生，专攻老年病防治。马先生也是那种跟田教授一样的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跟田教授十分地合得来。书稿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马先生负责，专门介绍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论述，第二部分由他田教授写，随笔式的，要结合古今中外的一些实例，说明中国家庭伦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孝”字。田教授写得很轻松。写这类被人称为“大文化”式的随笔，在他都几十年了，早在那位余秋雨之前，轻车熟路。

那天他正在电脑前得得得得地驰骋着呢，一侧的手机突然响了。

每次他进入写作状态，因为怕有人干扰，他总把电话给关了，只开着手机，供亲朋好友有急事联系。

电话是张娜打来的。

“田伯伯啊，猜猜我是谁呀？”

田教授最烦这种矫情，立即回答道：“猜不出来，有什么事请快说。”

“我是张娜呀！”

“田平不在。”

电话那边传来他乡遇故知似的笑声。

“呀，田伯伯知道我打电话就一定是找田平哥哥呀？”

田教授有了一种进入圈套的感觉，不禁恼羞成怒：“没事我挂了电话了。”

“别呀，今天还正是找您呢！”

田教授不再吭声，也不挂电话。

“田伯伯，你在听着吗？”

田教授从嗓子眼里“哼”了一声。

“田伯伯，有家律师事务所在找你呢，电话打到这里公司来了，你说，要不要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他们？”

田教授有点吃惊。虽然大家都知道诉讼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可是老百姓还是怕打官司。田教授难以免俗。

“什么？什么律师？”

“嘿嘿，田伯伯你别紧张呀！”张娜洞察一切地笑着，“我看得出来，是好事情呢，人家是约你到‘锦沧文华宾馆’去见面，还说是有一份澳大利亚来的文件要你签字呢！田伯伯，我估计是天上有只大元宝要掉下来了！”

田教授一肚子的不痛快。张娜对于田家的事太关心了点，太熟悉了点，也太聪明了点。这就是金晶那天说的，“她跟田平走得有点太近了点”。家里的丁丽对她保持着常备不懈的革命警惕，不是没道理的。

不痛快管不痛快，律师那边还是不能置之不理。田教授于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