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芹,三十八岁,初中部数学教研组组长。
在外国语,提起黄老师,学生和同事的第一反应都是同一个字——冷。
她总是那副样子:黑框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深色包臀裙勾出腰臀的弧线,肉色丝袜裹着笔直的小腿,脚踩七厘米的细跟高跟鞋,走在走廊里“笃笃笃”地响。
她从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永远是黑、灰、深蓝,像一把收拢的伞,严丝合缝,不给人窥探的缝隙。
她上课从不笑,讲题干脆利落,粉笔字写得又快又硬,谁要是走神被她点到名,那双镜片后面的眼睛扫过来,能让人脊背发凉。
办公室里,男教师跟她搭话,她最多点个头,嘴角的弧度从未超过三毫米。
年轻的体育老师曾经开玩笑说“黄姐你笑一个呗”,她连眼皮都没抬,“把你们班体测不及格的名单发我”。
但没人知道的是——包臀裙底下,她穿的是丁字裤。
那根细细的布条嵌在臀缝里,每走一步都在提醒她某种隐秘的存在。
这是她唯一的、不为人知的放纵。
黄晓芹出身普通,父亲是乡镇中学的退休教师,母亲务农。
她靠自己考上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这所学校,从普通教师一步步做到教研组长。
十五年了,她的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没有绯闻,没有把柄,没有任何可以被人拿捏的东西。
她离过一次婚。前夫是银行职员,结婚三年,性格不合,和平分手。
之后她再没谈过。同事们猜测她是“心气高”,其实不是。
是没有人配得上她想要的那种……关系。
她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只是偶尔深夜批完作业,关上台灯,黑暗里会有某种模糊的渴望浮上来——被注视,被围困,被剥夺所有的体面和从容,被迫在众人面前露出她从未展示过的样子。
然后她会猛地睁开眼,把这个念头按死。
第二天照常七点到校,照常板着脸走进教室,照常做那个无懈可击的黄老师。
教室的门被我推开,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清脆。
嗡嗡的说话声像被人拧了开关,瞬间灭了。四十六双眼睛齐刷刷转过来,又迅速低下去,翻书的翻书,坐正的坐正。
有个后排的男生动作慢了半拍,手里攥着的手机往抽屉里一塞,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我没看他。
教案放在讲台上,翻开,粉笔拿起来,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第三单元。
“翻到第四十七页,”我说,声音不大,但教室里安静得连后排都听得清清楚楚,“从例题一开始默读,八分钟后我抽查。”
哗啦啦的翻书声响成一片。
我靠在讲台边,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九月初的阳光从左边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也照在那些低着的脑袋上。
有几个男生的头发长了,刘海遮住眼睛,看不清表情。
前排的课代表坐得笔直,书翻到了正确的页码,嘴唇微微翕动,在认真默读。
第三排靠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周什么——眼睛盯着书本,但瞳孔没在动,明显在走神。
我没点他。早读课,犯不着。
讲台上站了一会儿,我弯腰去拿粉笔盒底下压着的班级日志。
弯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包臀裙的布料在大腿后侧绷紧了一下,丝袜和裙子内衬之间有轻微的摩擦。
“操。”
后排第二组,一个男生的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停了不到一秒,又落回去。
他旁边那个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两个人的肩膀同时抖了一下。
我直起身,翻开班级日志,面无表情地在上面写下日期。
“周逸飞。”
第三排靠窗那个男生猛地一抖,“到!”